《管子》法法及译文

发布日期：2025-12-30 06:10    点击次数：61

不法法，则事毋常；法不法，则令不行。令而不行，则令不法也；法而不行，则修令者不审也；审而不行，则赏罚轻也；重而不行，则赏罚不信也；信而不行，则不以身先之也。故曰：禁胜于身，则令行于民矣。

【译文】不依照法来办事，国事就没有常规；法令不得其宜严格执行，政令就不能贯彻实施，政令下达却不能得到贯彻执行，是因为政令没有其合法性；合法性的政令不能得到贯彻执行，是因为起草制定法令不够慎重周密；慎重周密而不能得到贯彻执行，是因为赏罚太轻；赏罚重了而不能得到贯彻执行，是因为赏罚没能如实施行；赏罚严格政令还不能得到贯彻执行，是因为君主不能率先垂范。所以说：法律禁令能够管束制约君主自身，那么，政令就可以于民众间施行了。闻贤而不举，殆；闻善而不索，殆；见能而不使，殆；亲人而不固，殆；同谋而离，殆；危人而不能，殆；废人而复起，殆；可而不为，殆；足而不施，殆；几而不密，殆。人主不周密，则正言直行之士危；正言直行之士危，则人主孤而毋内；人主孤而毋内，则人臣党而成群。使人主孤而毋内、人臣党而成群者，此非人臣之罪也，人主之过也。【译文】知道有贤才而不举用，政局就会危险；听到有好人好事而不去查访表彰，政局就会危险；发现了能臣干将却不加以任用，政局就会危险；亲近臣民而不能坚固，政局就会危险；与人共同谋事而离心离德，政局就会危险；想使人身陷险境却不能做到，政局就会危险；已经废黜的人而又要再度起用，政局就会危险；可做的事不能及时作为，政局就会危险；国家已经富足而没能注重施舍赈灾救济，政局就会危险；机密要务不能严加保密，政局也会危险。人君行事不周严细密，言行正直又光明磊落的人就会有危险，君主也会被孤立从而失去亲信；君主孤立而无亲信，臣子们就会互相结成朋党群伙。致使君主孤立而无亲信、臣子们相互结党营私的，并不是臣子的罪责，而是君主自身的过失。民毋重罪，过不大也，民毋大过，上毋赦也。上赦小过，则民多重罪，积之所生也。故曰：赦出则民不敬，惠行则过日益。惠赦加于民，而囹圄虽实，杀戮虽繁，奸不胜矣。故曰：邪莫如蚤禁之。赦过遗善，则民不励。有过不赦，有善不遗，励民之道，于此乎用之矣。故曰：明君者，事断者也。【译文】百姓没有重大犯罪现象，是因为他们平日里过失不大；百姓不犯大过，是由于君主不轻易赦免罪行。君主随意赦免小过，则民众就容易多犯重罪，这是日积月累所造成的。所以说，赦免之令轻易发出，人们的言行举止就没有了敬畏戒惧；朝廷的恩赐仁惠经常推行，人们的过失也就会日益增多。对民众只施行恩惠和宽赦的政策，监狱虽满，处决虽多，作奸犯科、为非作歹的邪恶现象也不能制止。所以说，对邪恶的事，不如及早加以禁止。只是赦免了罪行，而遗忘仁惠善举，民众便得不到正面的鼓舞和激励。有了罪行过错不轻易赦免，有了仁惠善举不随便遗忘，激发勉励民众的政策才可以发挥作用。所以说：英明的君主，就是裁决事端的人。君有三欲于民，三欲不节，则上位危。三欲者何也？一曰求，二曰禁，三曰令。求必欲得，禁必欲止，令必欲行。求多者，其得寡；禁多者，其止寡；令多者，其行寡。求而不得，则威日损；禁而不止，则刑罚侮；令而不行，则下凌上。故未有能多求而多得者也，未有能多禁而多止者也，未有能多令而多行者也。故曰：上苛则下不听，下不听而强以刑罚，则为人上者众谋矣。为人上而众谋之，虽欲毋危，不可得也。号令已出又易之，礼义已行又止之；度量已制又迁之，刑法已错又移之。如是，则庆赏虽重，民不劝也；杀戮虽繁，民不畏也。故曰：上无固植，下有疑心。国无常经，民力必竭，数也。【译文】君主对百姓有三种要求，如果对三种要求不加以节制，君主的地位就危险了。这三种要求是什么呢？一是索取，二是禁令，三是命令。要索取总是希望一定得到，有禁令总是希望一定能制止，下命令总是希望一定能够施行。但若索取太多，所得到的反而会更少；若禁令太多，所能制止的作用反而会更小；下命令太繁，所能推行并实施的反而会不多。索取而不能必得，威严就会日益削弱降低；禁出而不能必止，刑罚将会受轻视遭戏弄；下达命令而不能必定执行，下面的人就会欺凌上面的君主。所以从来没有索求越多而得到越多的事，从来没有禁令越多而能制止的就越多的事，也从来没有下达命令越多而能执行的越多的事。所以说：上面君主过于苛刻，下面就无法服从和听命；若下面的人不听命而强加以刑罚使其服从，做君主的就将会被众人图谋暗算。君主若是被众人图谋暗算，想要没有危险，就不可能办到。政令已经颁布发出却又要改变，礼仪已经推出施行却又要废止，度量衡器已经制作规定却又要变换，刑法已经设立布行却又要更改变动，像这样反复无常，即使是赏金重赐予多，百姓也不会得到勉励；即使是处决频繁杀戮严重，百姓也不会畏惧。所以说：上面君主没有坚定的恒心意志，下面的臣民就会有疑心忧虑。国家没有已定的常规常法，百姓就不能依法尽心尽力地效忠，这是很自然的道理。明君在上位，民毋敢立私议自贵者，国毋怪严，毋杂俗，毋异礼，士毋私议。倨傲易令，错仪画制，作议者尽诛。故强者折，锐者挫，坚者破。引之以绳墨，绳之以诛僇，故万民之心皆服而从上，推之而往，引之而来。彼下有立其私议自贵，分争而退者，则令自此不行矣。故曰：私议立则主道卑矣。况主倨傲易令，错仪画制，变易风俗，诡服殊说犹立。上不行君令，下不合于乡里，变更自为，易国之成俗者，命之曰不牧之民。不牧之民，绳之外也；绳之外诛。使贤者食于能，斗士食于功。贤者食于能，则上尊而民从；斗士食于功，则卒轻患而傲敌。上尊而民从，卒轻患而傲敌。二者设于国，则天下治而主安矣。【译文】圣明的君主处在朝廷高位上，民众自然不敢私立异说或自视高贵，国内就没有标新立异、怪诞骇俗的事情，没有混杂不伦的习俗，也没有荒唐不经的礼仪，士人们也就不敢私立异说。对于那些傲慢不恭、改变法令、自立礼仪、擅定体制、制造异端邪说的人全部都要严惩不贷。那么，强横的就会屈服，锋芒尖锐的就会受挫，坚固的就会破散。再用法度来引导他们，用杀戮来管制他们，因而，万民都会因心服而听从君上，这样就能做到推之而往，招之而来。如果臣民在下面各自私立异说、引发纷争而安然无恙，那么君令就再也无法推行。所以说，私立异说一旦出现，君主的威信就降低。何况还有那些傲慢不恭、改变法令、自立礼仪、擅定体制、变改习俗、标新立异、奇装异服、奇谈怪论的人存在呢？那种对上不执行君主的命令，对下不合乎乡里的风俗，任意独行，改变一国既定习俗的人，称之为不服从治理的人。不服从治理的人，就是跑到法度容许的范围以外了；逍遥于法度之外的人，应当处死不赦。君主应当使贤能的人靠其能力任职谋生，勇武的人依靠战功任官用事。贤能的人靠能力谋生，那么君主就会被尊崇而民众也顺从；勇士们依靠战功升迁，那么士卒们就不怕患难牺牲而蔑视敌人。君主有尊严受尊崇而百姓又服从；士卒不怕患难牺牲而蔑视敌人。两者都能树立于国内，那么天下得治而太平，君主得安而无忧了。凡赦者，小利而大害者也，故久而不胜其祸。毋赦者，小害而大利者也，故久而不胜其福。故赦者，奔马之委辔；毋赦者，痤雎之矿石也。爵不尊、禄不重者，不与图难犯危，以其道为未可以求之也。是故先王制轩冕所以著贵贱，不求其美；设爵禄所以守其服，不求其观也。使君子食于道，小人食于力。君子食于道，则上尊而民顺；小人食于力，则财厚而养足。上尊而民顺，财厚而养足，四者备体，则胥足上尊时而王不难矣。文有三侑，武毋一赦。惠者，多赦者也，先易而后难，久而不胜其祸：法者，先难而后易，久而不胜其福。故惠者，民之仇雠也；法者，民之父母也。太上以制制度，其次失而能追之，虽有过，亦不甚矣。【译文】大凡施行赦免，总是利小而害大，所以长期施行就祸害无穷。不行赦免，却是害小而利大，长期施行就得福无穷。因而施行赦免，就好比驾驭奔马而丢弃缰绳；不施行赦免，就好比诊治疽痤而用砭石。君主悬赏的爵位不够尊贵、俸禄不够厚重，就没有人肯赴难冒险，因为君主的恩惠还不足以调动人们这样做。因此，先代圣王规定车子礼帽的样式，是用来区别贵贱等级的，而不是追求华美；设置爵位俸禄的高低差别，是用来规定其待遇等级制度，而不是追求排场好看。要使君子靠治国之道来过活，让小民百姓凭体力劳动来维生。让君子靠治国之道来生活，则君主就有尊严而民众就顺从；让小民百姓靠体力劳动来生活，则财物丰厚生活富裕，而供养充足。君主有尊严，民众顺从，财物丰厚，供养充足，这四个条件都具备了，那么上下都能各得其所，君主抓住时机，称王也就不难了。对待文官犯错，可以有三次宽容，而对战事方面的失误，一次赦免都不能有。所谓恩惠仁慈，就是多作宽赦，施行起来先易后难，日子久了就不胜其祸而贻害无穷；所谓法度令行，就是施行起来先难后易，日子久了就不胜其福而利益不断。所以，恩惠仁慈，是民众的仇敌，为害无数；法度令行，是民众的父母，恩重如山。最上等的策略是事先用法制规范人们的行为举止，其次是有失误而能补救，即使有过错也不至于很严重。明君制宗庙，足以设宾祀，不求其美；为宫室台榭(xiè)，足以避燥湿寒暑，不求其大；为雕文刻镂(lòu)，足以辨贵贱，不求其观。故农夫不失其时，百工不失其功；商无废利，民无游日。财无砥(dǐ)墆(dì)。故曰：俭其道乎！【译文】

圣明的君主建造宗庙，只求礼敬鬼神的设施齐全就行了，并不追求它的外在美观；修筑宫室台榭，只要可以防燥湿、避寒暑就行了，并不追求它的高大宏伟；雕制花纹，刻镂金木，只求可以分辨贵贱的等级就行了，并不追求它的奇特壮观。这样，农夫就不会耽误农时，工匠就能保证功效，商人没有失去盈利，普通百姓没有游荡的闲暇时间，财货也没有积压浪费。所以说：节俭才是正道啊！

令未布而民或为之，而赏从之，则是上妄予也。上妄予，则功臣怨；功臣怨，而愚民操事于妄作；愚民操事于妄作，则大乱之本也。令未布而罚及之，则是上妄诛也。上妄诛，则民轻生；民轻生，则暴人兴、曹党起而乱贼作矣。令已布而赏不从，则是使民不劝勉、不行制、不死节。民不劝勉、不行制、不死节。则战不胜而守不固；战不胜而守不固，则国不安矣。令已布而罚不及，则是教民不听。民不听，则强者立；强者立，则主位危矣。故曰：宪律制度必法道，号令必著明，赏罚必信密，此正民之经也。【译文】法令没有正式公布民众偶然做到施行了，就随即加以行赏，这便是君主错误的赏赐。君主给错误的赏赐，那么有功之臣就会抱怨；有功之臣抱怨，那么愚顽之民就敢胡作非为；愚顽之民胡作非为，这是国家大乱的根源。法令没有正式公布诛罚便已施及，那便是君主错误的诛罚。君主错加诛罚，那么民众就会轻视生命；民众轻视生命，残暴之人就会兴起作乱，就会出现帮派横行、朋党林立，那么暴徒乱贼就要趁机造反了。法令已经公布，而赏赐不能跟着依法施行，这就使民众不能得到鼓励尽力做事，民众也不肯执行军令或不情愿为国死节。民众不勉力从公，不执行军令，不为国牺牲。那么就会出战不能取胜而防守不能坚固；征战不能取胜而防守不能稳固，国家就不会安全了。法令已经公布，而诛罚不能跟着依法施行，这就是叫老百姓不要去服从法令。民众不服从法令，强盗暴徒就要兴起作乱；强盗暴徒起来造反，君主的地位就危险了。所以说：法律制度一定要合乎治国的根本之道，号令一定要昭著严明，赏罚一定要信实周密并坚决执行，这都是治理规正民众的常法准则。凡大国之君尊，小国之君卑。大国之君所以尊者，何也？曰：为之用者众也。小国之君所以卑者，何也？曰：为之用者寡也。然则为之用者众则尊，为之用者寡则卑，则人主安能不欲民之众为己用也？使民众为己用，奈何？曰：法立令行，则民之用者众矣；法不立，令不行，则民之用者寡矣。故法之所立、令之所行者多，而所废者寡，则民不诽议；民不诽议，则听从矣。法之所立，令之所行，与其所废者钧(jūn)，则国毋常经；国毋常经，则民妄行矣。法之所立、令之所行者寡，而所废者多，则民不听；民不听，则暴人起而奸邪作矣。【译文】凡是大国的君主其地位都高，而小国的君主其地位都低。大国的君主为何地位就高呢？答案是：为其服务、被他使用的人多。小国的君主为何地位就低呢？答案是：为其服务、被他使用的人少。既然这样，被他使用的人多就地位高，被他使用的人少就地位低，那么，君主怎么会不希望有更多民众为自己所使用呢？要想使众多的民众为自己所使用．怎么办呢？答案是：法律完善、政令通行，被君主所使用的民众就多了：法律不完善，政令不畅行，民众为之所使用的就少了。所以，确立完善的法律和畅行通用的政令多了，而被废弃者少了，民众就不会妄加非议和攻击；民众不去非议和攻击，就会听从了。确立的法律和通行的政令，如果与被废弃者均等，国家就没有正常的法律准则；国家没有正常的法律准则，民众就有可能胡作非为。确立的法律和通行的政令少了，而被废弃者多了，民众就不肯服从；民众不服从法律政令，暴民就会乘兴作乱而奸邪之辈就要起来造反了。计上之所以爱民者，为用之爱之也。为爱民之故，不难毁法亏令，则是失所谓爱民矣。夫以爱民用民，则民之不用明矣。夫至用民者，杀之危之，劳之苦之，饥之渴之；用民者将致之此极也，而民毋可与虑害己者，明王在上，道法行于国，民皆舍所好而行所恶。故善用民者，轩冕不下拟，而斧钺(yuè)不上因。如是，则贤者劝而暴人止。贤者劝而暴人止，则功名立其后矣。蹈白刃，受矢(shǐ)石，入水火，以听上令；上令尽行，禁尽止。引而使之，民不敢转其力；推而战之，民不敢爱其死。不敢转其力，然后有功；不敢爱其死，然后无敌。进无敌，退有功，是以三军之众皆得保其首领，父母妻子完安于内。故民未尝可与虑始，而可与乐成功。是故仁者、知者、有道者，不与大虑始。【译文】考察君主之所以爱民，是为了百姓可供驱使才爱惜他们。为了爱民的缘故，而不惜毁坏法度，削减政令，那就失去了爱民的本意了。因爱惜民众而毁法损令有此做法，再想使用民众，民众不为所用就是明摆着的事了。善于使用民众的君主，他可以依法来杀戮百姓、危害百姓、使他们服劳役、做苦工、忍受饥饿口渴等，使用民众的方法到了这般境地，用民可以用到这种极端的手段，而百姓并不以为这是有意害己，那是因为圣王明君在上，道德和法律通行于全国，百姓也就都能抛弃自己所喜欢的而努力做自己厌恶的。所以善于使用民众的君主，车马冠冕等荣华富贵不随意向下施舍，刑罚也不随意向上滥施。如此，贤良之人倍受勉力而暴徒乱民随即止息。贤良受勉力而暴民被平息，那么功业和名声就随之而建立了。人们可以踏着白刃，冒着矢石，赴汤蹈火地来听从指挥，那么，君令可以尽行，禁律可以尽止。招来使用，百姓不敢转移力量、回避使命；送去作战，民众不敢吝惜生命。不敢转移力量、回避使命。然后可以立功；不敢吝惜生命，然后就能无敌。进无敌，退有功，于是三军的将士都能够保住首领，使父母妻儿完好无损地安居于国内。所以，对百姓不必同他们商量谋划事业的开始，却可以同他们欢庆事业成功的快乐。因此，仁慈的、明智的、有道的君主，在事业草创之时，都不与他人共同商量和谋划。国无以小与不幸而削亡者，必主与大臣之德行失于身也，官职、法制、政教失于国也，诸侯之谋虑失于外也，故地削而国危矣。国无以大与幸而有功名者，必主与大臣之德行得于身也，官职、法制、政教得于国也，诸侯之谋虑得于外也，然后功立而名成。然则国何可无道？人何可无求？得道而导之，得贤而使之，将有所大期于兴利除害。期于兴利除害莫急于身，而君独甚伤也，必先令之失。人主失令而蔽，已蔽而劫，已劫而弑(shì)。【译文】国家从来没有因为版图小和时运不济而削弱灭亡的，必定是因为君主和大臣自身失去德行，国内的官职制度、政教法制失误，国外的针对诸侯国政策谋略有过失，致使国土被削减，甚而国家被灭亡。国家也从来没有因为版图大和时运好而成功立名的，必定是因为君主和大臣自身具有德行，国内的官职制度、政教法制成功，国外对诸侯国政策谋略得当，才能功业建立而大名成就的。既然如此，治国怎么可以没有正道呢？用人怎么可以不用贤人呢？有了正确的策略就要引导实施，获得了有用之人就要使用，这将是对于国家的兴利除害大有希望。希望兴利除害，没有比以身作则更急需的了，而且这点对于国君来说尤为重要。如兴利除害的事业受到损害，那必定首先是法令有错误。君主将因法令错误而受到蒙蔽，因受蒙蔽而被挟制威胁，因受挟制威胁而被杀。凡人君之所以为君者，势也。故人君失势，则臣制之矣。势在下，则君制于臣矣；势在上，则臣制于君矣。故君臣之易位，势在下也。在臣期(jī)年，臣虽不忠，君不能夺也；在子期年，子虽不孝，父不能服也。故《春秋》之记，臣有弑其君、子有弑其父者矣。故曰：堂上远于百里，堂下远于千里，门庭远于万里。今步者一日，百里之情通矣；堂上有事，十日而君不闻，此所谓远于百里也。步者十日，千里之情通矣；堂下有事，一月而君不闻，此所谓远于千里也。步者百日，万里之情通矣；门庭有事，期年而君不闻，此所谓远于万里也。故请入而不出谓之灭，出而不入谓之绝，入而不至谓之侵，出而道止谓之壅(yōng)。灭绝侵壅之君者，非杜其门而守其户也，为政之有所不行也。故曰：令重于宝，社稷先于亲戚，法重于民，威权贵于爵禄。故不为重宝轻号令，不为亲戚后社稷，不为爱民枉法律，不为爵禄分威权。故曰：势非所以予人也。【译文】大凡君主之所以能成为君主，是因为他有权势。所以，君主失去权势，臣下就能挟制他了。权势在下面，君主就被臣子所要挟钳制；权势在上面，臣子就由君主所控制指挥。所以，君臣的地位颠倒，就是因为君主的大权旁落、威势下移。大臣得势一整年，臣即使不忠，君主也不能夺其权；儿子得势一整年，子即使不孝，父亲也管教不了他了。所以《春秋》就记载，臣子有杀害君主的，儿子有杀害父亲的。所以说：堂上可以比百里还远，堂下可以比千里还远，宫廷可以比万里还远。如今一个人步行一天，一百里地之内的事情就都知道了；而堂上有事，过了十天君主还不知道，这就叫作堂上比一百里还远了。一个人步行十天，可以了解一千里地的情况；而堂下有事情，过了一个月君主还不知道，这就叫作堂下比一千里还远了。一个人步行一百天，可以了解到一万里地的情况；而宫廷有事情，过一年了君主还不知道，这就叫作宫廷比一万里还远了。情报汇入朝廷而相应指令不能批出来，叫作湮灭；政令批出来而执行的情况不能报入朝廷，叫作断绝；事情报入朝廷而不能到达君主手中，叫作侵权；政令下达而中途被扣留或截停，叫作壅塞。有湮灭、断绝、侵权、壅塞诸问题出现的国君，并不是因为有人杜绝其门户、封锁其庭院，而是因为政令不能推进施行。所以说：政令比珍宝财物重要，政权比至亲家属重要，法度比民众重要，威权比爵禄重要。所以，不可因为重视珠宝而轻忽君令，不可为了至亲而把国家政权放在后面，不能为了爱惜民众而歪曲法律，不能为了爵禄而分让权威。所以说：君王的地位和权势，是不能给予别人的。政者，正也。正也者，所以正定万物之命也。是故圣人精德立中以生正，明正以治国。故正者，所以止过而逮不及也。过与不及也，皆非正也；非正，则伤国一也。勇而不义伤兵，仁而不法伤正。故军之败也，生于不义；法之侵也，生于不正。故言有辨而非务者，行有难而非善者。故言必中务，不苟为辩；行必思善，不苟为难。【译文】所谓政，就是实现公正的事。所谓公正，就是正确地匡定万事万物的名称与名分。因此，圣人总是精修德性，确立中道以培植公正，宣明公正以治理国家。所以，公正是用来禁止过分而补充不足的。过分与不足都不是公正；只要是不公正损害国家是一样的。勇敢而不合乎正义就损害军队，仁慈而不合法度就会伤害正义。所以军队的失败，产生于不合正义；法度的破坏，产生于不正义。有的言论话语虽甚雄辩，却并非急切的要务，有的行为虽艰难，却并非好事。所以，言论话语必须务实，不故意作雄辩之辞；行为举动必须考虑是否有好的实效，不故意做些难为之事。规矩者，方圜(yuán)之正也。虽有巧目利手，不如拙规矩之正方圜也。故巧者能生规矩，不能废规矩而正方圜。虽圣人能生法，不能废法而治国。故虽有明智高行，倍法而治，是废规矩而正方圜。【译文】规矩，是矫正方圆的工具。人们虽有巧手利目，也不如朴拙的规矩能有效矫正方圆。所以，聪明灵巧的人虽可以制造出规矩，却不能废弃规矩来矫正方圆。圣人虽能制定法度律令，却不能废弃法度律令来治理国家。所以，圣人明君虽有明彻的智慧和高尚的品德，如果他们违背法度来治理国家，就等同于废除规矩来矫正方圆一样。一曰：凡人君之德行威严，非独能尽贤于人也，曰人君也，故从而贵之，不敢论其德行之高卑有故。为其杀生，急于司命也；富人贫人，使人相畜也；良人贱人，使人相臣也。人主操此六者以畜其臣，人臣亦望此六者以事其君，君臣之会，六者谓之谋。六者在臣期年，臣不忠，君不能夺；在子期年，子不孝，父不能夺。故《春秋》之记，臣有弑其君，子有弑其父者，得此六者，而君父不智也。六者在臣，则主蔽矣；主蔽者，失其令也。故曰：令入而不出谓之蔽，令出而不入谓之壅，令出而不行谓之牵，令入而不至谓之瑕(xiá)。牵、瑕、蔽、壅之事君者，非敢杜其门而守其户也，为令之有所不行也。此其所以然者，在贤人不至而忠臣不用也。故人主不可以不慎其令。令者，人主之大宝也。【译文】有一种说法是：君主所以有不可比拟的品德威严，并不是因为君主本人各方面都比其他人特别好，而是因为他是君主，因而人们都尊重他，不敢妄加评论他德行的高下。因为他是君主，手中掌握杀和生的大权，索人性命比司命之神还厉害；他还有使人富、使人贫，并使他们相与供养的大权；他还有使人贵、使人贱，并使他们互相服从的大权。君主就是掌握着这六项权限来统治臣民，臣民也因向往这六种大权而侍奉君主，君臣聚在一起，这六项大权就是他们各自谋划的事情。这六种大权若掌握在大臣手里一年，臣子即使不忠于朝廷，君主也无法强行去剥夺；这六种大权落在儿子手里一年，儿子即使不孝顺父母，父亲也不能强行去改变。所以《春秋》上记载着：臣子中有弑杀君王的，儿子中有弑杀父亲的。就是因为臣与子已得到这六种大权，而君主和父亲还不曾知道的缘故。六种大权旁落在臣下手里，君主就会受到蒙蔽；君主受到蒙蔽，政令就失去了效用。所以说：政令只能滞留朝廷内而不能颁布发出，叫作被蒙蔽；政令发出而执行情况不能反馈到朝廷，叫作被壅塞；政令只能发出去而不能得到贯彻实施，叫作被牵制；政令得到实施而执行情况报回到朝廷，却不能传达到君主手中，叫作被阻隔。朝廷内出现了牵制、阻隔、蒙蔽、壅塞君主的人，并不是说他们就敢杜绝君主的门户，而是让政令不能得到贯彻实行。这种情况之所以出现，是由于君主不能招徕贤才、不能任用忠臣所致。所以，君主对于政令，不可不谨慎。政令，就是君主的大法宝。一曰：贤人不至谓之蔽，忠臣不用谓之塞，令而不行谓之障，禁而不止谓之逆。蔽、塞、障、逆之君者，不敢杜其门而守其户也，为贤者之不至、令之不行也。【译文】有一种说法是：贤人不能被招纳进来叫作蔽，忠臣不能被朝廷任用叫作塞，国家有政令而得不到贯彻执行叫作障，君主有禁令却不能有效地阻止叫作逆。朝中出现壅蔽、阻塞、障碍、违逆诸问题的君主，并不是因为有谁敢堵塞他的门户，封锁他的庭院，而是因为贤能之人不愿来，政策没法落实的缘故。凡民从上也，不从口之所言，从情之所好者也。上好勇，则民轻死；上好仁，则民轻财。故上之所好，民必甚焉。是故明君知民之必以上为心也，故置法以自治，立仪以自正也。故上不行，则民不从；彼民不服法死制，则国必乱矣。是以有道之君，行法修制，先民服也。【译文】大凡臣民百姓顺从君主，不是顺从他口里所说的什么言论，而是顺从他性情之所好。君主喜好勇敢，则臣民就看轻死亡；君主喜好仁爱，则臣民就看轻财货。所以说，君主在上面喜爱什么，臣民在下面就一定爱好什么，有过之而无不及。由此，圣明的君主知道，臣民必定是以君主的意志作为自己思想的出发点，所以确立法制以自己约束自己，树立礼仪以自己匡正自己。所以，君主在上面不以身作则地执行法制礼仪，臣民在下面就不会服从；若臣民不肯遵守法制，不愿为施行君令而殉身，国家就一定会动乱了。所以，有治国之方的君主，施行法令、修订制度，总是先于臣民服从法制，为民树立榜样。凡论人有要：矜物之人，无大士焉。彼矜者，满也；满者，虚也。满虚在物，在物为制也。矜者，细之属也。凡论人而远古者，无高士焉。既不知古而易其功者，无智土焉。德行成于身而远古，卑人也。事无资，遇时而简其业者，愚士也。钓名之人，无贤士焉。钓利之君，无王主焉。贤人之行其身也，忘其有名也；王主之行其道也，忘其成功也。贤人之行，王主之道，其所不能已也。【译文】凡是评定人物都要有要领：以骄矜傲慢的态度待人的，不能算是大人物。他骄傲，就是自满；自满，就会虚浮。行事为人自满而又虚浮，有了事情就难免被别人所控制。所以骄矜之人，是属于渺小之类的人。凡是评论人物违背古道的，就不能算是高士。既不懂古道而又轻视古人功业的，就不能算是智士。虽有些德行却违背古道古人又卑视他人的人；还有事业无根底且又不合时宜而轻忽对待事业的人，简省、放开工作的人，都是愚蠢的人。沽名钓誉骗取身份的人，不能算是贤士；巧夺利益的君主，不能算是行天道、成王业的君主。贤人立身行事，并不一心只想要成名；行天道、成王业的君主，也不只把功利放在心上。贤人行其事，君主行王道，都是欲罢而不能的。明君公国一民以听于世，忠臣直进以论其能。明君不以禄爵私所爱，忠臣不诬能以干爵禄。君不私国，臣不诬能，行此道者，虽未大治，正民之经也。今以诬能之臣事私国之君，而能济功名者，古今无之。诬能之人易知也。臣度之先王者，舜之有天下也，禹为司空，契为司徒，皋陶为李，后稷为田。此四士者，天下之贤人也，犹尚精一德以事其君。今诬能之人，服事任官，皆兼四贤之能。自此观之，功名之不立，亦易知也。故列尊禄重，无以不受也；势利官大，无以不从也；以此事君，此所谓诬能篡利之臣者也。世无公国之君，则无直进之士；无论能之主，则无成功之臣。昔者三代之相授也，安得二天下而杀之。【译文】明君治理下的公正之国，统一民心，听从世人的公意；忠心的臣子可以直道求进以获得才能上的公正评价。圣明的君主不肯把爵位俸禄私自相授给所喜爱的人，忠心的臣子则不愿冒充有才能来猎取爵位俸禄。君主不以私心对待国事，大臣不谎称自己有才能，能按这个准则行事的君臣，国家虽暂时未能实现大治，但已合治理民众的常规正道。如今任用冒充有才能的大臣，事奉以私心对待国事的君主，这样而能成就功业、建立名声的，从古至今都不曾有。谎称自己是有才能的臣子是很容易识破的。我想起了先代圣王的情况，当舜治理天下的时候，任用离为司空掌管工业生产，任用契为司徒掌管国土田籍，任用皋陶为司理掌管审判治狱，任用后稷为田正掌管农业生产。这四个人都是天下的贤人，他们也只是各自精通一事来服务君主。如今假冒有才能的人供职任官，都是身兼四个贤人的职能。由此看来，不能成就功业、建立名声，也就很容易理解了。所以，位高禄重只要授予就有人敢接受；势大利多的高官职位，只要设立，就有人来追求。这些人供职君主，都是所谓假冒才能、篡夺爵禄的行径。若世上没有以公治国的明君圣主，就没有以直道求进的贤才良士；世上没有能识别贤能的明君圣主，就没有能成就功业的贤能大臣。从前，三代圣王以禅让公开传授天下，哪里会有因视权力为私己之有而相互杀戮的事呢？贫民伤财，莫大于兵；危国忧主，莫速于兵。此四患者明矣，古今莫之能废也。兵当废而不废，则古今惑也；此二者不废而欲废之，则亦惑也。此二者伤国一也。黄帝唐虞，帝之隆也，资有天下，制在一人。当此之时也，兵不废。今德不及三帝，天下不顺，而求废兵，不亦难乎？故明君知所擅，知所患。国治而民务积，此所谓擅也。动与静，此所患也。是故明君审其所擅，以备其所患也。【译文】使百姓贫困且耗费国家财力的，莫过于用兵打仗；使国家倾危且令君主忧心的，也没有比起兵作战来得更快的了。这四种祸患的为害作用是很明显的，是从古至今都没法废除的。道理上打仗当废而不能废，自古至今都是令人困惑的问题。打仗是废还是不废，在这两者之间，不能废而硬要废之，也是一种迷思。废和不废，措施不当，伤害国家是一样的。黄帝、唐尧、虞舜三代圣王的盛世，他们独享有天下，大权操于一人之手。这时，国家的军备兵将都没有废除。现如今，德行还不及上述三代圣帝，天下又不太平，却希求废除军备，这不是太困难了吗？所以，英明的君主知道他该发挥的擅长是什么，也懂得他该忧患的是什么。国家得到治理而民众注重积蓄，这就是他应做的专务之事。外在形势的动静变化，应该是他忧虑的事。因此，圣明的君主总是慎重对待他所专务之事，又充分地防备其所忧虑的事情。猛毅之君，不免于外难；懦弱之君，不免于内乱。猛毅之君者轻诛，轻诛之流，道正者不安；道正者不安、则材能之臣去亡矣。彼智者知吾情伪，为敌谋我，则外难自是至矣。故曰：猛毅之君，不免于外难。懦弱之君者重诛，重诛之过，行邪者不革；行邪者久而不革，则群臣比周；群臣比周，则蔽美扬恶；蔽美扬恶，则内乱自是起。故曰：懦弱之君，不免于内乱。明君不为亲戚危其社稷，社稷戚于亲；不为君欲变其令、令尊于君；不为重宝分其威，威贵于宝；不为爱民亏其法，法爱于民。【译文】性情凶猛刚毅的君主，免不了造成外患；性格怯懦的君主，免不了造成内乱。严厉残忍的君主轻易就诛杀他人，而轻杀的流弊，就是使德行端正走正道的人感到不安全。走正道的人感到不安，有才能的臣子就要离国逃亡了。这些出逃的智者知道我们的虚实，若为敌国谋取我们，那么外患就从此而生。所以说：凶猛刚毅的君主免不了会造成外患。怯懦的君主诛罚过于慎重流于姑息，姑息的过失，就是使行走邪道的人不思改正；行为邪恶的人长期不思改过，群臣就会勾结朋党、营私舞弊；群臣结党营私，就会隐蔽君主的善举而张扬君主的恶习；隐君善、扬君恶，内乱就会从此发生了。所以说：怯懦的君主，免不了会造成内乱。圣明的君主不会因为至亲而危害他的江山社稷，他知道自己与江山社稷的关系是要亲过那些亲戚的。他不会为君主个人的私欲而改变法令，他知道尊重法令远重于个人私欲；他不会因为贵重的珠宝而让权力威势分散，他知道权力威势远贵于珠宝之物；他不会为爱民而削弱法度，他知道法度比民众更加值得爱惜。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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